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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植物分类体系确立之前，人们是如何认知植物的？究竟何人发现了植物世界的秩序？又是何人参与了植物命名？在宏大而漫长的植物探索、发现和研究中，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留下了哪些旷世遗产？
*文章节选自《植物命名的故事》（[美]安娜·帕沃德 著 三联书店2020-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多姿的雏菊（学名Bellis perennis）。摘自约翰·泰奥多尔·德布里《新花卉图样集》的1641 年更新与增补版文 | [美]安娜·帕沃德
我骑在马背上，与几位哈萨克牧民行走在天山山麓。这里地处中亚高原。4月末的雪山顶上，一场小小的暴风雪扫过后，阳光重又普照大地。从高原边缘处向下面眺望，可以看到一弯高悬在平原上空的彩虹。平原上散落着还是苏联时期修建的设施，有灌渠、输气管道和工厂，如今都已废弃，成了一堆堆残迹。它们从天山脚下延伸到平原上，再向北一直零落地铺到下一道山脉脚下。那道山是卡拉套山脉（Karatau Mountains），我们从这里也能够看到。天山山脉群峰耸立，山坡在白云映衬下看上去一片青黛。一匹身上长着灰斑块、鞍后搭着粗帆布褡裢跨袋的马儿走在我前面，瘦削的身子两侧都冒着水汽。我骑的这匹马，马鞍是金属的，制成小船的形状，上面铺着颜色鲜亮的天鹅绒软垫；勒绳两边是编成的马缰和穗子，穗子是用红色布条做的。出村后直到山脚一段的路很平坦，长满了草和小灌木，马儿走得十分轻快。行走在这片草原上，如果遇到窄窄的小溪时，它们就会跳过去，跳的姿势颇有些特别，就像是摇椅的一晃。走到后来，路便陡了起来，也有些崎岖了，而且变得让我辨认不出。于是，我便只是盯着前面那匹马，看着它一步步蹚进蹚出矮墩墩的四季常青的刺柏灌木丛、绕过硕大的石块，连走带滑地通过因雨后湍急变宽、条数也多起来的溪流两侧泥泞的岸边。马儿有时会惊起长着红脚杆的朵拉鸡扑棱着翅膀飞快逃离，活像是些发条玩具。
雨滴顺着哈萨克牧民的帽檐流下来。他们的帽子帽檐前面上翻，后面披在颈项上，样子很像渔夫帽。帽子是毛毡制的，毡料很厚实，与当地牧民居住的毡包料子相同。我们沿途就能看到这样的毡包。它们就搭建在山坡上，已经被固定好，准备供牧民住一个夏天。绕过一面峭壁，便看到一片开满野花的高原。花儿开得密密麻麻，简直比哈萨克人的地毯还要密实。有红棕色的贝母，蓝色的鸢尾，冰山般白中透蓝的番红花，大片的叶子斑驳有如蛇皮的郁金香；低矮的樱桃灌木开着浅粉的花朵；挺拔的绣球葱，成片的堇菜，从叶鞘中挺然钻出，花簇一似烧红拨火棍的独尾草；毛蓬蓬有如一团翠绿丝线的大阿魏；花色紫红的野豌豆和美紫堇；茎枝弯弯、连茎带叶有似鸟羽的黄精；叶片如箭镞的野海芋。这些我都认识，也都能叫得出名目来——欧洲的植物爱好者，恐怕很少会有谁不想试着给这些美丽的花草换换环境，从夏天热得会爆表的天山山麓的石坡处，移栽到潮湿、温暖、有云又有雨的润土上吧！这些植物实在是太美丽了，令外来人一旦见到，就肯定想将它们带出中亚这个上天为之选定的小小落脚地，进入更广阔的世界。1453年，拜占庭（Byzantium）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欧洲的外交使节便开始出现在这个帝国的新国都，打开了东方植物进入欧洲的大门。从此，亚洲的草木便源源来到欧洲，而且数量迅速增加。在从 15世纪中期到 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就有超过以前两千年总数 20倍的植物来到西方。百合、贝母、风信子、银莲花、花毛茛、番红花、鸢尾、郁金香等，同一匹匹丝绸一道，沿着早已形成的“丝绸之路”，翻越一道道崇山峻岭，先经过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阿什哈巴德（Ashgabat），再走从巴库（Baku）到埃里温（Jerevan）的路线，一路跋涉到君士坦丁堡这一前往欧洲的跳板这里。并排开放的红睡莲和白睡莲。摘自1083 年阿拉伯北部地区的一部手抄本我一面放开马，随它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刺的野蔷薇啃吃顶冰花的草叶，一面盘算着一些有关行李、褡裢袋、手工制的马具、支起和拆卸毡包、点燃防熊驱狼的篝火，以及如何运送远离故土的植物使之一路上不致损坏等诸般问题。被运送的植物当然不会死掉，因为最珍贵的植物品种、最受欢迎的美丽花卉，运送的都只是它们的球根部分。这些植物一旦开过花后，就会迅速将对自己最重要的成分集中存储到地下的这一部分，然后靠着覆盖着它们的砂质土壤的保护度过炎夏。在这几个月的休眠期中，生长是停滞的；只要将球根包装好，长距离运送就会很保险的。球根也同丝绸一样，价值高而体积小，是商人们认为值得为之冒些风险长途运输的货物。一株美丽的圣母百合（学名Lilium candidum，图左），图上给出的是完整的植株，包括地下的鳞茎部分。摘自1370—1380 年间的一份手抄本与我同行的牧民向导叫亚历山大（Alexander），一路上都在花草丛中搜寻一种叫“蓝腿儿”的蘑菇。这种菌的伞帽呈淡淡的奶油色，有些像石头块。他招呼了一声，指着一堆东西让我看。这是一坨野兽的粪便，就在一丛野生香艾菊旁边，很大的一泡，看上去拉的时间还不久。“熊。”亚历山大说。这头熊早上吃了刺柏果，后来又吃了大黄。据亚历山大揣测，这个家伙一定是在上面的一个岩洞里过的冬。那个洞黑乎乎的，边上盛开着一丛天山贝母。它们密密地长在一起，如同一片野荨麻，向上挺起的茎干上长着灰绿色的轮生叶片，开着令人喜爱的暗黄色钟形花朵。欧洲的园艺师们认为，在所有的贝母里，要属这一种最稀有，样子最奇特，也最难伺候。可它却在这里装点着一头熊的门庭！我的坐骑穿过一大片兰状鸢尾，去靠近亚历山大的马儿，一路上，它们没有钉马掌的四蹄将黄色的花朵踩得稀烂。“真抱歉呀，”我看着这些还连在镶着一道白边的宽阔叶片上的花儿说，“实在抱歉！”这种鸢尾，我以前只看到过一次，是在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里。那只是孤零零的一朵花，被恭恭敬敬地养在一个大大的陶土花盆里，交由英格兰的一位有本事让它肯开花的人精心呵护着。“Iris。”我将鸢尾的英文读音告诉给——讲哈萨克语时会不时地夹杂些俄文单词的——亚历山大。他则回复我这种植物的当地说法：“Ukrop。”“ Iris orchioides。”我又说，不过这一次其实是说给我自己的。我说的是这种鸢尾在植物学中的连“名”带“姓”的学名——将这种植物运送出哈萨克斯坦时，才会给它套上标签，写上这个 1880年时由埃比 -阿贝尔•卡里埃（Ebie-Abel Carrière）给出的名称。（附带一提，这位法国分类学家当年是在一家苗圃里见到此物种的，继而又在法文期刊《园艺》上首次倡议使用此学名，意思是说，这是一种花朵，有如兰花的鸢尾，因此学名的意思就是兰状鸢尾）。见到这种花的西班牙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巴西人，还有日本人，都同意它的确是一种不同于来自中亚地区的其他鸢尾——天山鸢尾、布哈拉鸢尾等——的独特品种。休·范·德·胡斯所绘波尔蒂纳里祭坛画的中心部分。画面前景相当明显的位置上画着一些插花，其中有鸢尾、耧斗菜和艳丽的橙红色百合花（有可能是卷丹百合，学名Lilium bulbiferum）从中世纪起，拉丁文便一直是全欧洲共同的书写语言，无论在法国、意大利、英格兰还是荷兰都通行无阻。出现在欧洲最早的一批药草本册上的拉丁文植物名词，经过随后三百年的不断加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植物学语言，堪称一种世界语，为全球所有对植物感兴趣的人理解着和使用着。诚然，这些名称只是些标签，对植物本身并无任何意义，不会引起相应植物的任何反应。千千万万年来，使它们起反应的是光照、黑夜、冷暖、干湿、马蹄践踏等外来刺激。对这个拉丁文名称不起什么反应的还有我的牧民向导亚历山大。多年来，他始终生活在这片山地下面的一块小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名叫作札巴格里（Dzhabagly），大概还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过完这一辈子。他只知道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植物的当地俗名，而且至少知道 80 %。而对于与他一起生活的人，这些俗名就是最有用的。这里有梨，他叫它 grusha；这里长荨麻，他说它是 krapiva；我知道的郁金香，他称之为 kyskaldak；那些他一直在采集的蓝腿菇，他名其曰 sinenozhka——一个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用了的字眼，表明是一种吃了不会中毒、味道很好，还能卖出不错价钱的菌子。所有这些佳妙的植物在远离故土、辗转来到外地后，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得到了新的、被普遍认知的名称呢？商人传给海船船长，旅行家传给园艺师，外交官传给王公贵族，传教士传给僧侣，从中亚地区传到比萨（Pisa）、帕多瓦（Padua）、普罗旺斯（Provence）、巴黎（Paris）、莱顿（Leiden）、伦敦，被传递的植物会失掉各自原有的俗名——它们在当地的身份。原来的名字消失了，但名字一定还是要有的，哪怕只是为着实用的目的也必须如此。有不少植物是为着医用目的被引入欧洲来的，用以充实草药师傅们的药典，扩展医药的功效。当时的大多数药物都来自特定植物（并被纳入专门术语“本草”的范畴）。新的本草便可能意味着带来新的疗效——当然先得保证它们是名副其实之物。采药人鉴别植物品种的本领，决定着植物的医药价值，同样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地位。沿着书页边缘伸展开的睡莲。摘自让·布尔迪雄在16 世纪绘于法国的一本时祷书。此类华丽型手绘本在印刷时代到来后仍持续了一段时日
不过，药剂师和药店老板总要担心被假货冒名顶替，买到的并非正宗，只是些容易弄来的东西。不就正因为如此，托马斯•约翰逊和他的朋友们，才决定去大自然中调查肯特郡的植物吗？他们的肯特郡之行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次，他们打算到英格兰的不同地方去，将看到的野生植物搜集来，研究它们的特性，了解其应用。此外还有一点，就是确立有关英国所生长的植物其种类的共识，并决定它们都应当有的名称。这在英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当英格兰学界开始进行植物考察时，这样的工作在意大利和法国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了。托马斯•约翰逊一行人的旅行，以及这样做的用意，是受到 1557年的一次锡比利尼山脉（Sibylline Mountains或 Sibillini Mountains）之旅启发的结果。进行这番跋涉的，是年轻的意大利植物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ysse Aldrovandi，1522—1605），目的是对该特定地区的植物进行登记，也就是确立起一种地区植物志。此举在欧洲实属第一次。诚然，阿尔德罗万迪并不自认是什么植物学家——这一称呼成为正式术语，还要等到这次锡比利尼山脉之行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往对植物的研究，一向是与药学紧密相连的。16世纪时，无论是药剂师还是医生——外科和内科都在内，必须知草识木。阿尔德罗万迪的大学生涯是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度过的，老师之一是杰出的教授卢卡•吉尼（Luca Ghini，1490—1556）。他们师生是泛欧洲网络的一部分，是信息交换处，是 16世纪的互联网，将所有希望更好地理解自然世界的人联结到一起。他们致力于与其他国家持有同一旨趣的人进行沟通，希冀在逐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找到植物世界的秩序，并形成一套命名体系，创建起一个在植物俗名之外的拉丁文名称体系来。进入而立之年后，阿尔德罗万迪便与很有影响的西班牙药剂师贝尔加索（Bergaso）有了交往，又与教宗派往马德里（Madrid）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Spain）建立个人联系的罗萨诺（Rossano）主教和巴塞罗那（Barcelona）的米孔•德维兹（Micon de Viez）医生交流过信息，还同梅赫伦（Mechelen）的植物园园长菲利普•布朗雄（Philip Brancion）互换植物种子。1578年时，一种形态特殊、开橙红色花朵、名叫皇冠贝母的植物刚刚从东方传入欧洲不久，阿尔德罗万迪便给著名的普拉托里诺大花园的主人、托斯卡纳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一世（Francesco I de’Medici）送去一幅该植物的图画。形成一个能够将自然世界纳入某个逻辑体系的构想，是这个泛欧洲网络中诸学者、赞助人、贵族和庄园主的热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用拉丁文这一共同语言沟通。独具风姿的皇冠贝母（学名Fritillaria imperialis），16 世纪下半叶从君士坦丁堡引进欧洲。此图为彼得·范·考恩霍恩（Pieter van Kouwenhoorn）作于17 世纪30 年代给植物对号入座，除了出于医药这个实用目的，还有一个着眼点更高的冀求，那就是理解自然世界。这后一点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关键表现。曾主导着中世纪欧洲的那种万事不离宗教的套路，开始逐渐被主动的、注重人世间的思辨方式取代。这个新时期的精神文化，是鼓励人们回归古典时期钻研学问的方式，做出科学发现，进行地理探索，并认识人类自己的思想潜力。艺术要挣脱宗教的桎梏。随着更理性的、更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研究自然世界并对其整理归类，便成了推动文艺复兴的原动力和基本内容。欧洲人在 14世纪遭受的磨难——严酷寒冬、食物匮乏、瘟疫迭起——促成了注重经验的理念，并使之体现为人们在 15世纪上半叶的基本行事方式。这正标志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维度。博物学家、草药师、庄园主、农夫，还有在欧亚两洲活动的外交人员，彼此间形成了新的交互并取得了可观成果。威尼斯共和国派驻西班牙大使安德烈亚•纳瓦杰罗（AndreaNavagero）在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Seville）之间走马旅行时，详细地记下了生活在那一带的摩尔人种植的各种作物；1510年在威尼斯（Venice）出生的威尼斯共和国官员彼得•安东尼奥•米希尔（Pietro Antonio Michiel），在家乡著名的圣特罗瓦索教堂所在的小岛上精心辟成一处园林，园内种植了该共和国派驻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使节送来的草木。他还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克里特岛（Crete）和黎凡特（Levant）地区的人们保持着联系，也同从法国、德国和佛兰德前来威尼斯经商的生意人打交道。欧洲的大量贸易是经由意大利的海港进行的，因此，在探求植物世界中所存在秩序这一活动的初始阶段，由意大利人唱主角便不足为奇了。不过，信息的流动很快便从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沿岸地区的学界，自由地流向欧洲更北的地区，与威尼斯、佛罗伦萨（Florence，也写作Firenze）、普罗旺斯、巴黎、莱顿、伦敦等地的知识界连接为一体。佛罗伦萨美第奇宫内一幅壁画的细部。贝诺佐·戈佐利绘于1460 年
活字印刷的出现——欧洲第一次用到它，是 1454年在美因茨（Mainz）为天主教会印制花钱消灾的“赎罪券”——自然成了传播知识的强大催化剂。在此之前，信息只形同个人资产，凭借拥有者的意愿辗转递送，或者靠口传，或者借信授。在此过程中，每个传递者都有可能对信息增减改动。印刷书籍的出现，改变了接收信息的方式。大家接收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固然未必真确，但在传递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这样一来，下一步如何发展，就有了确定的基础。活字印刷术出现后刊登在《自然之书》上的第一幅植物图。此书作者为康拉德·封·梅根伯格，1475 年在奥格斯堡印行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问世后不到三十年，以这种形式写就的讲述植物的书籍便出现了。第一种出现在德国，这是一部介绍草药的书。不过最早受到欢迎、在全欧洲有了读者的同类印刷读物，是 1530年出版的一部植物图谱，作者是德国人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8—1534）。他本是一名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士，后来改信了新教，当上了瑞士伯尔尼（Berne）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又兼行医。他的这本书之所以畅销，其实并非缘于书中的文字——它们基本上是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和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这两位古典时期人物著述的摘录。使它受到欢迎的是印在书页上的版画。这些插图出自一位名叫汉斯•魏迪茨（Hans Weiditz）的德国画师。这位魏迪茨不同于布伦费尔斯，不满足于因循前人的套路。他为这本图谱所画的插图，是以真实的植物为蓝本绘制的。他创作出的一批最早的印刷版画有睡莲、野荨麻、车前草、细辛、马鞭草、小白屈菜、星星草、五叶银莲、白头翁草等，欧洲无论哪里的人看了都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促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发展的是艺术家，而不是作家。 奥托·布伦费尔斯所著《真实草木图鉴》第一卷的扉页。此著述中有汉斯·魏迪茨所作的精妙植物插图。该卷于1530 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汉斯•魏迪茨学艺的领路人和效仿的榜样，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丢勒曾这样说过：“听从大自然的引导，而且不要离开它。自认能够比大自然做得更好，实在是误入歧途。真正的艺术是潜身于自然之中的，唯能领略者把握之。”他所画的草木惊人地逼真，作品有如对现场的摄影，细节上也与植物学事实精确相符。报春花叶片的波纹皱，耧斗菜花朵底部的纤长花梗，莫不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只不过魏迪茨从细节上反映植物自然分类状况的做法同丢勒有所不同。在意大利，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也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描绘植物。具体说来是将点燃的蜡烛凑近植物的叶片，使之蒙上一层烟炱，再将叶子平放在纸上按压，烟炱便留在纸上，显现出复杂的叶脉形象来。这样得到的结果也与版画相同，而且既省了木料，也免了雕工。他在《绘画论》一书的第六部分，便给出了他研究植物，认识根、枝、皮、花、叶的内容。
《花之研究》，达·芬奇采用软金属轮廓画法，创作于1483 年前后
就这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者与博物学家在艺术家的帮助下，开始了给植物统一命名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大学里先后建成了植物园。宗教信仰的不同，使新教教徒无法在巴黎的大学接受教育；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帐下的天主教人马也将他们驱赶出安特卫普（Antwerp） ，英格兰的新教教徒同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受打击排斥的一方。于是，在法国南方的著名学府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院，便集中起一批信奉新教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交流信息；再度遭受驱赶后，又到欧洲北部建起出色的新中心。在离开法国的 20万胡格诺教徒中，有许多出色的植物学者、园艺师和苗圃专家，分别移居到了瑞士、德国、英格兰、荷兰等地。迫害逼出了进步。蔓延欧洲的移民潮，将有关植物的新知识播散开来，知识的网络得到了扩展。法国企业家、学者、旅行家与苗圃专家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也带来了欧洲之外的信息。他发表的本人从 1546年到 1548年在黎凡特地区周游的见闻，强化了欧洲园艺爱好者纷纷栽种他所介绍的美妙植物（介绍中的多数都是生有球根的）的意愿。随着新植物一拨又一拨地从外方来到欧洲，对植物进行分类、描述，并形成合理命名体系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到了新植物从美洲滚滚涌来时，这一任务便更显紧迫了。在亲赴美洲的欧洲人中，西班牙人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1493—1588）第一个写书介绍了迄今尚不为他的同胞所知的这片化外之域的丰富植物。到了 1577年，这本提到向日葵和烟草等种种新奇植物的书便被译成英文，书名是《来自新大陆的好消息》。就这样，从公元前 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开始的给植物命名的工作，便从当初零零星星的尝试，引来了欧洲大批出众人物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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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命名的故事
[美]安娜·帕沃德 著 暴永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9
ISBN: 9787108068262 定价：129.00元
在植物分类体系确立之前，人们是如何认知植物的？究竟何人发现了植物世界的秩序？又是何人参与了植物命名？在宏大而漫长的植物探索、发现和研究中，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留下了哪些旷世遗产？
本书作者安娜以其优美的文笔，引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循着两千年前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博物学家踪迹，去领略艰苦卓绝的探索、发现和研究的历史进程，去盘点和欣赏众多大师留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传世著作和古籍彩绘插图，展开一番趣味盎然、惊险离奇的博物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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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克里斯蒂娜·达韦纳 著 董莹 译
克里斯蒂娜•弗勒朗 摄影
ISBN: 9787108059420 定价：78.00元收藏是一架“永恒的跷跷板”，是一个既坚固又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某个人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宇宙。收藏没有明确的界限，始终介于充盈与缺失之间，它是激情与过度的表亲，也是对抗时间的利器。作为现代博物馆的前身，珍奇屋以其无限小的空间容纳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其主题兼具深度与广度，全景式的呈现出时代的知识精华。现代文明又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一座跨越古今、沟通收藏家与艺术家的桥梁。本书按照不同主题分类讲述了珍奇屋的发展历程，丰富精美的图片与生动详实的文字将带领你感受其神奇与美妙。
ISBN: 9787108057716 定价：118.00元
本书图文并茂，是一部世界著名君主的速写集锦。书中的故事真实生动，内容涉及治国安邦、权力角逐、政变内讧、战争讨伐、攻城略地、血腥屠杀等。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一时无两的荣耀冠冕、造化弄人的个人悲剧也在其中，林林总总，无不令人讶异或叹息。中国人熟悉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松赞干布、元太祖、成吉思汗、慈禧、溥仪等人物也在书中有所介绍。早至大约公元前2700年两河流域的国王吉尔伽美什，晚至今天依然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全书总共介绍了240 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国王、王后、亲王、王子、王妃等，它将带你跨越五千年时光，身临其境地去理解历史的安排，同时欣赏中外肖像艺术的美妙。本书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寓庄严肃穆的世界历史于轻松的阅读之中。
ISBN: 9787108065872 定价：69.00元
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教授詹姆斯·埃尔金斯把镜头推进到人们往往忽视或误读的日常事物（包括人工制品）中，告诉你从蝴蝶的翅膀可以知道它的身份，无云的天空在日落时分会按照准确的颜色层次发生渐变，一座桥梁能揭示出人群与那个地方的关系，油画的裂缝可以告诉你它的年代，而马路的裂缝也告诉你一些秘密……以画家敏锐的眼睛和侦探家的热情，埃尔金斯也考察那些复杂的东西，如佛教和印度教的曼荼罗、化学元素周期表、象形文字等，把世界变成了观察家的百宝盒。
ISBN: 9787108066879 定价：88.00元化石，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如果说地层那一层一层的记录是日记本的书页，化石就是书写于其中的详尽文字和精美插图，读懂化石是了解地球生命史的重要关键。本书就像为生命史作批注的字典，它囊括了植物、珊瑚和海绵、棘皮动物、腕足动物、节肢动物与笔石、软体动物、脊椎动物、痕迹化石等种类，每件化石均有图片，并标明尺寸，还讲述了它们的时空分布和故事。
通过本书，我们会认识到地球过去的生命篇章。也许下次你经过后山时会突然为了某个岩石而驻足，会想起书中的图片，发现某种珊瑚、贝壳、鱼鳞甚至三叶虫正在倾诉着过往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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